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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罪（第1页）

默塞·伊利亚德于1986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去世前他是芝加哥大学一位著名的学者（神学院西威尔·L郾艾弗瑞杰出教授及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宗教史方面的专家，同时还是一位知名作家。

他写作了约五十本书，其中有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戏剧、散文和其他数不清的文章。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哲学和宗教的作品，长达四卷的《宗教思想史》应该算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

从在布加勒斯特的中学时代起，他就表现出了对知识、阅读和写作的痴迷。1921年，十四岁的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我是如何找到点金石的》。1928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他又在加尔各答大学学习了三年的印度文化和哲学。他认为印度之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体验，后来他在《迷宫的考验》（1978）中这样写道：“在印度，我发现了那种后来被我称为宇宙宗教情感的东西。”

1933年，伊利亚德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以一篇关于瑜珈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被任命为当时著名的逻辑和玄学教授艾奈斯库的助手，并以教授“印度哲学中的罪恶问题”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伊利亚德被他的导师和朋友深深吸引住了，即使后来艾奈斯库成为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主义的宣传家，成为罗马尼亚极右民族运动——铁卫团[1]的狂热支持者，伊利亚德也始终没有改变过自己对他的敬仰。

在铁卫团被镇压之后，伊利亚德作为罗马尼亚当代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以及铁卫团的支持者，受到了当权者的责难。但是，1940年他还是被任命为罗马尼亚公使馆在伦敦的文化参赞。一年后，罗马尼亚作为德国的同盟军参战，伊利亚德不得不离开伦敦被派往里斯本的罗马尼亚公使馆。

战争结束后，他仍然留在国外。他去了巴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书，直到1956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安顿下来之前，他还曾经在欧洲的很多大学教过书。

20世纪80年代，他发表了自己的日志和自传，为我们了解他的生活和作品提供了有趣的视角。不幸的是，这些东西并没有阐明他在法西斯时期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在另一作品中，伊利亚德指出：“要想阐明事物的性质非常容易。”正如他在《迷宫的考验》中所写的，他更感兴趣的是“在一个非神圣化的世界里神圣者采取的掩护手段”，“很久以前我就已经下定决心，关于我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我要保持一种谨慎的沉默。”

1937年，伊利亚德在一本杂志上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墨索里尼是不是暴君无足轻重。我感兴趣的只有一点：这个人在十五年之内改变了意大利，把一个三流的国家变成了当今世界的强国之一。”那个时候，他是墨索里尼和科德雷亚努[2]的忠实支持者，是铁卫团的“陆军上尉”。他从年轻时代就痴迷于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关系，但根本没有料想到自己的观点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我们很难知道，在战后的那些年里他的观点是朝什么方向演变的。但是，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民主的西方模式始终持着怀疑的态度。

他杰出的学术著作拓宽了人们对神话、理念范型和宗教史的理解（这些都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应感到奇怪，虽然他一生坚持反共，作为学者的伊利亚德在一次访谈中还是欣然同意，“正确教义的卫士和阐释者，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为人民带来和平和幸福的人”；“斯大林的神话揭示了人们对理念范型的怀念”。他还认为列宁墓虽然在本质上没有宗教性质，“实际上却发挥了宗教符号的作用。”在《迷宫的考验》中，他对上述这些话做了补充，他说，“任何一种‘堕落’都反映出一种迷乱的或者说盲目渴望的更高境界。”

伊利亚德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缺乏幽默感的人喜欢费德里克·费里尼的《小丑》其实并非偶然，他盛赞这部作品“再现了伟大的神话主题，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利用了某些重要的象征”。伊利亚德探寻着神圣性、魔法和神秘性，简直到了神秘化的地步。

如果他能在后期的自传中否定自己早年的立场，努力“阐明”他和极权意识形态的纠葛，无疑会让很多人感到惊喜。出版于1990年的最后一卷《日志》[3]本来可以成为他最后一个机会，但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当然，这样的惊喜可能会在他尚未出版的文字中找到。但是在最近东欧政治变化的背景下，在那些引发并领导这场政治变革的令人敬仰的作家和艺术家那里也找不到这样的文字，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那些站在“错误”立场——极权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即使是现在，当东欧处于向文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仍然有不少声音在呼吁建立“正确教义”和“铁的纪律”，强调建立强大政权，树立神化的权威，等等。暴君小丑的幽灵再一次寻找着他的支持者们，时时纠缠着他的那些老仆人——那些随时为他荒唐的神性欢呼的凡夫俗子。

那些反对神化权威的斗争似乎一直都很艰难。当然，如果伊利亚德能够承认他作为思想家和信仰者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之间的关系，他对自己这些经历的反思无疑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下。

伊利亚德的第四卷《日志》，同时也是他最后一卷《日志》，和以前的作品风格完全一致。它的篇幅不长，涉及的时间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不久。我们可以找到相同的结构：每天重要程度不等的事件被简洁地记录下来，这些事往往与他的学术和文学作品、教学、旅行、会议及所接触的人有关。拉里·麦克莫特里对其早期日志的观察也同样适用于这一卷：“在他的日志里，没有太多人物，更没有闲言碎语。伊利亚德并没有给人一种印象，认为他太高深了，不屑于记录人物和闲言碎语。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实在太忙了，完全沉浸在手头的工作中。”

他的日志甚至还包括一份记事表，正如作者本人承认的，这个记事表每天大致相同，但它也揭示了某些隐秘的忧伤甚至痛苦的时刻。随着年事的增长，伊利亚德有时也会丢开他一贯的谨慎、策略以及客观态度。在1983年11月19日的日志里，我们可以找到下列这些令人不安的话：“我无法从书架上取下厚重的书，我无力翻找文件夹……为什么要因为这些我一生钟爱的东西而惩罚我，为什么要用这些我爱的东西惩罚我：书和文字？”[4]总之，他的忧伤是和精力的丧失密切相关的。“和平时一样，我被必须马上做的这些事激怒，并因此而悲伤”。[5]（1979年3月31日）

在阅读第四卷《日志》时，读者们经常能感受到年龄和疾病的负荷，感受到伊利亚德一生中那种能够同时创作各种不同作品的非凡能力在逐渐削弱。生命终结的预兆因为谨慎和对往事的回忆而显得不那么突兀。

如果我们一定要从日志描写的那些狂热行为中找出一些本质的主题，我们也许能从伊利亚德的最后几年里总结出他最痴迷的两大主题，这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主题：书和罗马尼亚。正如温迪·多尼格在她为伊利亚德第四卷《日志》写的充满情感的后记里强调的，“他生活的中心是书，人是其次的。”[6]在终点日益临近的时候，他关注的是那些他不能完成的书，而不是那些他必须离开的人。第四卷《日志》里有一些章节痛苦地讨论了不可避免的末日，而另一些，则表现了伊利亚德非常克制冷静的一面，例如关于他非常平静而小心地分隔藏书室的描写。这两个方面一起组成了一幅值得纪念的完整肖像。那些他最亲近的人似乎很难和他亲密相处的书籍竞争，那些书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激情，从少年时代永不疲倦的阅读（他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和写作，找到一种能最大程度缩短睡眠时间的方法）到失眠的老年，书籍的魔力始终能够让他焕发生机和活力。

从阅读中获得的广博知识使伊利亚德成为一个渊博如百科全书的人，这使他成为编辑《宗教百科全书》的理想人选。他在学术方面的创造力是不同寻常的。

既然在他看来，书和生活之间有一种神奇的联系，那么他的死亡与书的被毁之间也有了奇怪的关系。他记录了1979年7月21日的一个梦，里面有很多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元素：复印店里一位优雅的男士，被一群怪异的小动物围绕着，手稿被缩成了三明治，老鼠不停地吃着，作者惊恐万分。这个噩梦成了现实，或者说至少在1985年12月19日的那场神秘大火中得到了应验，在他去世前四个月，那场大火烧毁了他在芝加哥米德威尔·兰宝宗教学院办公室里的藏书。梦想和现实汇聚成一个沉重的警告：末日即将来临了。伊利亚德描写着刺耳的电话铃声、恐惧、消防员和淹没了他办公室的水。面对灾难，一个在寒夜里惊恐万状的老人，他的身体因为年迈和疾病变得非常瘦小，这就是他悲剧的结局。

正如多尼格所说的[7]，伊利亚德很可能认为他的作品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但是，他认为他的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从他所发表的大量回忆录和日志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有些人想象中的那种学者，用书籍围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壁把自己和真实的世界隔开。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伊利亚德坚持用罗马尼亚语写作他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他与罗马尼亚语言和文化以及那些生活在国内外的罗马尼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到了晚年，他还是与无数罗马尼亚人保持着联系，其中有志趣相投的思想家，有共产党官员，有喜欢他作品的崇拜者和学生，有朋友和亲属，甚至还有彻底的陌生人），这反映出他一种持久的兴趣，更反映出一种深深的眷念。伊利亚德一生中一大半的时间在国外度过并用其他语言写作，他晚年用母语写作的举动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了。

从他前后各卷日志中与罗马尼亚和罗马尼亚主义[8]之间保持的关系来看，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深深的眷念，这个事实应该得到关注：他代表了一种典型个案，对于罗马尼亚文化生活甚至未来罗马尼亚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他的一生中，也许尤其是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伊利亚德不断地思考着他与那个虽已离开却从未忘怀的国家之间的关系。1984年10月10日，伊利亚德以难得的坦诚这样写道：“我经常想，如果不是因为那幸运的罪：我对艾奈斯库的崇拜以及因此带来的不幸后果（1935—1940），如果我作为一个教授和作家仍然留在祖国，我会受到怎样的折磨。”[9]几乎完全相同的想法不断出现在日志的最后部分：“如果没有那幸运的罪（成为艾奈斯库的追随者），我可能会留在祖国。我最好的结局可能是在监狱里死于肺结核。”[10]（1985年8月29日）伊利亚德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学者，很可能引用的是神学家奥古斯丁的话：哦，幸运的罪，你是我伟大的救世主。

如果我们认为伊利亚德对铁卫团的支持者——艾奈斯库的崇拜会成为战后共产党逮捕他的唯一理由，尽管这可以成为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们还是想得太天真了。如果需要一个借口（成千上万的人在没有借口的情况下被逮捕了），铁卫团上升时期关于伊利亚德的报道可以提供很多这样的借口，那时的左翼报纸把他叫作“法西斯分子”和“铁卫团卫士”。[11]其他很多严重的罪名也完全可以成立：他对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攻击、他和左翼报纸的争执、他对西班牙内战中“烈士”的无比崇拜（当然是那些为佛朗哥而战的人）。[12]他对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的大加赞扬性质也非常严重，他把萨拉查看作独裁者安东内斯库的“榜样”[13]，伊利亚德于1942年写作并出版了关于萨拉查的书，当时他在里斯本的罗马尼亚公使馆工作——这个职位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罪名。如果共产党政权想要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他的档案会堆积成山。针对左翼报纸不断指责伊利亚德是法西斯主义，瑞克兹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虽然那些伊利亚德的批评者很不公平，他们比他自己更清楚地看到了他思想的方向。”[14]1940年包括艾内斯库在内的铁卫团运动领导人纷纷被逮捕，而伊利亚德逃过了这一劫，难以置信的是，同样的奇迹又在共产党政权那里发生了。

如果伊利亚德的身体能抵挡得住囚禁岁月的折磨，他会和另外一些与他思想接近的人们一样在60年代被释放。和他们一样，他可能会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他可能会被允许发表某些新书旧作，他可能会得到某些只有“有用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才会得到的尊敬和“宽容”，他甚至可能会得到政府官员别有用心的“鼓励”，对于他们来说，过去政治敌人的思想为他们现行制度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齐奥塞斯库政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对铁卫团运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非常羡慕铁卫团曾经拥有的民心，并把铁卫团的口号当作自己的口号。强调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革命”取代了国际主义思想。极权主义的国家以领袖为中心，他们可耻地发动了反对民主、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批评的运动，他们压制自由[15]。对于齐奥塞斯库的法西斯主义—集权主义党派来说，他们的敌人是民主，而不是右翼极端分子。罗马尼亚思想中的民主和理性潮流（如1848年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则、罗马尼亚伟大作家卡拉迦列的讽刺幽默、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思想家拉文内斯库留下的精神遗产等）[16]开始成为政治迫害的主要目标，当然在这些目标里还包括西方“颓废的影响”，万能的安全局千方百计在它的周围设好防线。康斯坦丁·诺怡卡——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和学者，他曾经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早年和右翼组织关系密切，但这些都没有让他摒弃齐奥塞斯库政权。伊利亚德是否会做出与他同样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诺怡卡怀疑民主，痴迷于“罗马尼亚的灵魂”和“纯粹的”理智，他对西方“颓废”的批评比对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批评要频繁严厉得多（毕竟这样做更加痛快）。伊利亚德去世后不久，诺怡卡也相继去世，这不仅让他的狂热崇拜者们为之扼腕（有趣的是，这里面有那些反对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正直人士，也有许多支持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的卑鄙小人），整个罗马尼亚知识界都视之为无法弥补的损失。

伊利亚德再也没有回过罗马尼亚，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考察他的命运。在西方，他反共的立场也许能够使他避免回答那些令人不快的有关他与法西斯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终于还是来了。只是，提出这些问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一直深深怀疑的民主社会。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求一个答案。由于他的回答含糊暧昧无法满足要求，问题不断地被提出。虽然在极权统治下情况可能会更严重，但这样的穷追不舍实在令人反感。

伊利亚德最后一卷《日志》萦绕着愤怒的反抗声：“我得知，泽西在他新出版的《右派的文化》里用了整整一章来诽谤侮辱我。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泽西认为我是一个反犹太分子、法西斯分子以及铁卫团成员等等。也许他还指责我参与布痕瓦尔德的大屠杀……对于我来说，他是否在他的书里辱骂我并不重要（我不会去读这本书，所以我也不会做出回应）。”[17]（1979年6月6日）他的愤怒显而易见，因为他一反冷静的学者口气来反驳一本他未曾读过而且不想去读的书，他还用非常不合适的挖苦口气提到布痕瓦尔德。即使在他重新戴上老于世故的面具之后，我们还是只能找到一个圆滑的回答：“巴巴尼格拉告诉我，让-赛尔维埃最近跟他说：他们从以色列得到明确指令，让他们批评攻击我是法西斯分子。巴巴尼格拉说让-赛尔维埃对此感到非常愤怒……我相信这是真的，但我无能为力。”[18]（1979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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